傳統漢字已經用了至少兩千多沒有變化，一直是凝聚民族的紐帶。改變漢字，就等于向過去告別。成爲一個新的民族了。沒有參加的使用簡體字的香港台灣人，還有對中國曆史有感情的人，也對傳統漢字有感情，所以不喜歡簡體字。而已經使用簡體字的人，也象愛自己民族一樣對簡體字有感情，而對使用傳統漢字的人厭惡。這裏的爭論很象是兩個民族之間爭論誰的地位更高。方舟子嘲笑台灣人覺得放棄古漢字吃虧了，就是這個道理。實際上，大陸新一代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感情，沒有台灣和香港深，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使用了一個新的文字，以至于識別古書困難，不能和古人交流。
　　　　
　　　　台灣、香港的識字率都比大陸高得多。它曾經幫助中國成爲世界上最強大國家。所謂傳統漢字誤國沒有道理。但簡體字也早已象傳統漢字一樣有效使用，對已經使用簡體字的數量巨大的人來說，返回使用傳統漢字，等于讓他們變成不能書寫的半文盲，也是非常痛苦的。我看最好大家能求同存異。讓中文多樣化發展，否則更傷感情。
　　　　
　　　　
　　　　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普遍認爲放棄中國傳統文化學習西方文化是很容易的事情。而解放後，改變傳統漢字，使用簡體字時，大陸認爲有蘇聯幫助，共産主主義社會會很快到來。所以割斷了和傳統文明的聯系，也會有蘇聯先進共産主義文化更好的東西，沒有什麽傷害。現在情況似乎並不象當初想象的那樣。別的不說，就算俄語或者英語真的比漢語好，讓十幾億從小說中文的中國人，放棄漢字不用，很快都學會俄文或英文，可能嗎？如果真的簡體字比繁體好，使用先進漢字的大陸教育沒有完全普及，倒是台灣香港沒有受到傳統文字”弊病“的損害，普及了教育。加入了世界經濟發達地區的行列。
　　　　
　　　　這裏有一個教訓。一個民族必須尊敬自己的傳統文化。當一個傳統文化已經生存了幾千年時，隨便改變是危險的。經常改變文字更是容易造成民族分離。印度巴基斯坦主要民族本是同根，語言互相聽的懂。後來使用了不同文字，結果現在兩個國家是死敵。互相用核武器威脅對方。南斯拉夫除了阿族以外，塞族、克族、斯波族等民族互相之間語言都很相似(差別象北京話和四川話)，因爲分別用羅馬、希臘等拼音做字系統，結果民族之間不認同，沒有感情，曆史上經常打的死去活來。中國各地方言差別很大，沒有象形文字不可能使用同一個文字系統。已經使用兩種象形文字的事實已經無法改變，但如果還想團結成一個民族，以後可不能再隨便改變文字了
 
 

(一) ----强势、弱势，向心、离心
　　
　　语言变迁是不断发生的现像。也许你可以注意到北京话和三十年不太一样。九十年 代变的更厉害，我小时候流行的“盖了帽了”等土话早就消失了。我才离开两年， 北京话就突然多了一个“打的”词。现在更是多了“小蜜”、“新人类”等无数眼 花缭乱的新词。不过我看这些词至少一半是从港台或外文中借来的。有人“考证” 说“小蜜”的蜜既不是甜蜜的“蜜”，也不是秘书的秘，更不是秘密隐私的密，而 是英文中“Miss”的蜜。
　　
　　语言融合和分离是常常受社会等级现像影响。民族有向心离心之分，社会分强势弱 势阶层，语言或方言也有强势弱势和向心离心的现像。一般来讲，在社会上占优越 地位的阶层语言也是强势。这个阶层的人往往小心翼翼不脱离所属阶层的口音，以 区分和排斥不占优势阶层。语言口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身份的标志。如果这 种排斥行为激烈明显，弱势阶层的个人往往采用两种口音行为来在社会中保护自己， 当有机会加入强势阶层时，便尽可能使自己的口音接近强势阶层。加入这个阶层困难时，就会尽力保存住自己所属原来群族的语言口音，以求用艰苦的社会中用群体 的团结力量来保护自己。
　　
　　由于方言的社会身份证作用，融入其它方言和保存自己方言的努力是可以同时做的。 当一个群体都自觉的保存自己的方言，这个方言被称为向心方言。当一个群体都努 力融入其它方言而于放弃自己方言的趋势。那这个方言就被称作离心方言。在中国， 北京话是典型的强势方言，可使很多地方的人都模仿。上海话，广东话，客家话， 闽南话，都是典型的向心方言。讲这些方言的人群体大，团结，也不容易融到其它 方言去。其实他们对当地附进其它方言也相对是强势方言。闽北地区方言很多，每 种话讲的人数少，互相难融合，结果为了相互沟通，普通话推广的非常迅速，成为 典型的离心方言。
　　
　　语言的保存和变迁也和方言的身份证作用有关。一般来讲，强势方言变化快。这部 份因为强势方言总有外来融入者，不断带来新的词汇。另外，强势方言群体中总的强势群体往往试图不断变化自己方言，以区分自己和外来融入者，保持方言的身份 证作用。而一个方言群体移民到另一个讲其它方言的地区，变成弱势方言，为了维 持自己群体团结，往往会尽力保持自己的方言不发生变化。这个现像是全世界的普 遍现像。比如芬兰有讲瑞典语的少数民族，学者发现他们讲的瑞典话基本保持了几百年前的形式，而在有大量讲此语言的瑞典本土，瑞典语和过去比则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不断改变。欧洲有很多国家都讲一种以上的母语，类似的情况在德语，法语，英语，斯拉夫语系等语言中普遍见到。
　　
　　当一个民族被异族征服时，语言更换是常见的事。这常发生于征服民族人数众多，或技术占绝对优势，而当地被征服民族由于技术落后而造成人口较少。比较典型的是讲印欧语言的高家索游牧民族征服印度时，大多皮肤较黑当地人改用了印欧语系语言，(包括印度最大方言印地语和巴基斯坦方言满都乌语等)。也有一部份保持了当地语言。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英语成为强势方言，而当地各种方言因社会等级成为向心方言。即使印度脱离殖民统治独立以后，为了沟通，外来英语变成国语。和闽北用普通话沟通现像，有些相似。
　　
　　英语的变迁也充份体现了这个现像。不列颠本土人被罗马帝国征服前后所讲的语言已经失传。罗马帝国放弃不列颠后，在公元300左右来从现德国北部和丹麦南部大量盎格鲁-撒克森人“Anglo-Saxson"入侵，在屠杀和奴役当地人后，英国的语言就成为这日耳曼语族方言参入少量罗马帝国的拉丁语。几百年后，一群北欧人强盗入侵英国，为了和平，英国邀请一个维京人做国王，古英语参入了一点北欧语言。过个几十年后，另一群北欧强盗，在征服诺曼底地区后过了两代人，又征服了英国。(被称作诺曼人)。他们带来的新的法语、北欧语的混合语成为各地流行的语言。原来的“盎格鲁-撒克森”语言成为当地农民的土话。但这伙新贵族人数少，没有带来自己 新的文明和技术，为了便于统治，只好用自己原来的语言混合当地语言。经过上百年的融合，英语有了新的形式，混合了法语，北殴语的大量成份。成为现代英语的基础。而讲现代英语的人已经不能识别当时的盎格鲁-撒克森语言了。只不过在英国东北地区方言中还能找到些痕迹。
　　
　　(二) 中国南北方言漫谈
　　
　　中国本土经过了多次民族征服和融合的过程。语言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据我读过文章中，学者大多认为，南方吴语、楚语、粤语、闽语等汉语分支两千年来变化不大，而北方语言由于五胡、辽、金、蒙古、满清等游牧民族不断征服，变化很大。游牧民民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源。由于文明程度极低，人数稀少，靠游牧和抢劫文明地区为生，普遍战斗技术高。当他们征服汉族文明地区时，就发现与当地人融合，使用汉语，保持汉族文明生活方式、利用抽税等文明统治所带来的财富，比使用自己语言屠杀抢劫奴役的收获大的多。所以除蒙古以外，其它游牧民族都最后放弃自己语言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但这些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时 是强势阶层，不用象弱势阶层那样小心翼翼地模仿外族语言。学习汉语时自然形成了新的强势方言，带动弱势阶层方言变化。这和诺曼人接受并改变了古英语的现像相似，只不过改变程度小得很多。
　　
　　在中国，客家话是典型的弱势向心方言，即使分居两地数百年的没有联系的客家人(比如在广东，福建，四川等地)方言语差别也不大。各地客家人代代相传，他们祖先是中原正宗汉人，自五胡乱华时逃出北方中原，现在又发现，他们语言和日语的“唐音”相似的多，念古诗更押韵，词汇中经常和古词吻合，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客家话是和主要古汉语官话相似程度大。同样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日语和朝鲜语读汉字的发音中保留了古汉语的发音，因为这些没有交流的语言中很多字发音非常相似，而和现代中国国语不同。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国语基础的北京话是满族放弃自己阿尔泰语言而学习汉语的方言。除了统治阶层民族的语言成为强势语言这个普遍规律以外，学者们还从满语特点中找到了旁证。比如古汉语和南方方言没有卷舌音，如“zhi,chi,shi,er”等，只有“z,c,s,e”相对应。这些卷舌音只有在被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征服的地区才存在。而北方游牧民族卷舌音丰富。满语中尤其“ER”字音结尾的词多，这和北京话“儿”字音结尾的字多的特点是一致的。还有其它很多现像可以旁证，满族人改用汉语后带动了一个新的强势方言的推广。成为现代中国国语/普通话发音的基础。
　　
　　尽管北方游牧民族也带来了一些词汇的变化。但是必须指出，现在的北方言完全是汉语的一个分支，而绝对不能称作“胡语”。所谓“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差别与印欧语系的差别一样大。现代北方方言只不过发音和极个别词汇受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的影响。北京的“儿”字音也绝对不是阿尔泰语系的满语。只是发音受当时的强势阶层影响大而已。清朝被推翻以后，孙中山为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稳定，坚持不改国家的强势方言，使得这个方言成为民国的国语，也就是现代大陆中国的普通话基础。
　　
　　那么，清以前的明代国语和什么方言相似？我读过一篇文章认为和现代西安一代的方言相似。文章并没有介绍怎么得出的结论。我认为这也许是有迹查的，明末清初有讲国语的群体从北方迁移到南方(比如云南)，这些外来群体带来的方言就会成为弱势向心方言，只要保存下来，变化就很可能非常小，和其它方言比较，就可以大致找出明朝国语的痕迹。那么有学者能找到西安方言和明国语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三) ----现代北京方言和普通话保存和变迁
　　
　　作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外地移民后代，我目睹了一些现代北京方言的有趣变化。老北京话是满清的强势方言，也是清代官话和民国国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批大学，民国时代北京仍然是文化中心，有大批外地来的专业人士。政权更替中共掌权后，北京有被立为首都，成为更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无论掌权者，还是外地的专业人士，都陆续从全国各地大批迁移到北京，而世代居住的北京土著，慢慢成为少数。有人说，真正掌握较纯的北京话的人，其实不到五十万人口。这可能不包括我自己。
　　
　　在第一代外来移民中，如果原方言与北京方言差别极大难以沟通，一般都被迫改用外地口音很重的模仿北京话--即现在所谓的外地普通话。南方人尤其是如此。而说原方言与北京方言能够直接沟通的移民，一般都尽可能保持自己原来的方言。这常见于东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北方省份。北京当地方言、即老北京话，成为向心方言，和普通话比是弱势，但比任何其它一种方言强的多。五六十年代，第二代在幼儿时受当地人教育，北京当地小同伴又多，所以完全接受这种强势方言。这在当地人混居的移民中比较彻底。而外地人聚居的政府军队“大院”高等院校中，第二代移民使用使用当地语言并不彻底，这些新的强势阶层后代，在广泛接受北京方言 发音方法的基础上，有意无意地在用词上和当地居民区别，以作为身份的标志。这种方言的新用法，成为后来新的新北京话强势方言一部份基础。但公平的说，无论哪种子方言，讲究礼貌是当时北京话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结束，给北京新方言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高层的鼓励下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北京文革方言”。今天，人们可以在审判当初造反派头目(比如蒯大富)的录像上或者当初年轻的女外交部长讲话中找到痕迹，特点是无论说什么话，北京发音标准，字正腔圆，语调慷慨激昂，声音很大。有点像职业播音员，但是气派得多。之所以认为者是北京方言，是因为“儿”字音远远超过“外地普通话”。我的小学、中学老师中很多都是这种气派，奇怪的是今天已经找不到人这么说话了。
　　
　　
　　文革后不久就进入武斗阶段，社会治安混乱，经常有暴力冲突。只要不出人命，公安局派出所基本不管。大人们谁说“文革方言”谁胜利，流行说文革方言。小孩就是谁的武功高、哥们多谁取胜。结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拿皮带的不如拿三棱刀的”。原来讲文雅言的强势贵族长辈正在挨整倒霉呢。战斗中往往是没有文化的下层工人市民子弟占优势，成为“少年强势阶层”。这些阶层中流行的“丫挺的”“操”“B”等词汇成为强势方言的一部份，在北京流行起来。王朔小说“动物凶猛”以及后来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回忆的就是这个流氓成群时代的浪漫故事。王朔长大的军队大院，是当时少年强势集团的少数，不是发展脏话的动力。属于当时绝无仅有的幸福少年。大多数少年强势集团还是没有高干背景的流氓，他们把极少数阶层使用的下流语言，利用暴力普遍发生的近十年机会，扎根到北京青少年中，包括大批变成弱势集团的干部子弟。当时还有其它的一些下层土话比较流行，光是惊叹赞扬的话就有“盖了帽了”、“镇了”等奇怪的说法。
　　
　　文革结束后，各阶层老干部纷纷复位，他们在饱受侵害后学会了新北京话的子弟，成为了新的权贵。那些在文革中独占风采的流氓阶层，不少娇娇者劳改释放作买卖，赶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好时候，纷纷发了财，也是另一种新的强势集团。这样，文革以前讲究礼貌的特点，被一部份新时代的尚武精神代替。老北京土话越来越少，新北京话主流在保留丰富“儿”字音，满清官音字正腔圆变的基础上，变得颇有“见谁灭谁”的战斗力。这个明显区别于普通话的北京腔，借着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通过使用电视剧、清装戏等手段从首都向全国强力推广。
　　
　　新北京话随着外来使用者的增多不断变化。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强势集团。经济发达的香港广东给北京话带来“打的、抱二奶”，美国带来“小蜜”，日本带来的“卡拉欧K”等闻所未闻的活泼词汇。当台湾电视剧盛行时，据说北京也开始有姑娘温柔地说“这真是好可爱、好可爱噢”等台式国语，遭到了王小波等“北京方言向心派”的强烈嘲笑和义愤。在文革中茁壮成长的暴力语言成为北京大爷话中坚固的组成部份的同时，商店内的售货小蜜因为钱的缘由也越来越温柔可爱。北京当地的强势哥们则积极的把北京话按照当地规律增加变化，以区别自己和外来的混混。其实，这样一个强势方言的主流迅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鄙人以为，下一代主流的生活方式和命运，将决定了北京话将向哪个方向发展。